早在6000年前，戚墅堰境内就有人类定居，劳动生息。圩墩遗址是常州城乡最早的母系氏族公社遗址，其时，人们使用石器从事农耕渔猎，进行原始的纺织活动，并掌握了制陶和玉石雕刻工艺。经2000多年后，农业进入犁耕阶段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，琢玉、陶器日显精美。历史绵延。西晋末，北方人口大量南移，农业普遍推广牛耕法。东晋、南北朝时，已呈现“良畴美柘”、“阡陌如绣”的繁荣景象。唐、宋之间大力兴修水利，开发低田，龙骨水车得到广泛应用。元、明引种棉花、桑麻、大豆等经济作物。至清康熙年间，水稻品种多达7种，麦、豆、棉、桑、茶、白果豆、萝卜等广为种植。延及民国直至解放前夕，农业仍承袭封建土地制度和传统的生产方式，奉天时而承丰歉。
戚墅堰于元代兴漆市，而逐步成为街镇。至清乾隆时，已“万商云集”，百业俱兴。明末清初主要商市在芳渚。太平天国以后，转向桥潭里、万安桥一带。以后向西延伸，形成沿京杭运河的一条街市。由于水运方便，粮食业最为兴旺。民国期间客地粮商来自湖北、安徽、苏北和附近各县四乡八镇。上海等地面粉厂委托当地粮商收购小麦，最多每日收购逾万担。运河上帆桅如林，停泊船只雁排齿列，稻麦收获时节尤甚，素有“小无锡”之称。
戚墅堰地区工业历史悠久。明末清初，戚墅堰开设有多家工场、作坊，尤以家庭织布、砻坊、糟坊为盛。民国8年（1919年）刘瑞金创设燧源电灯厂，民国11年（1922）年张云博、杨翼之等创建利民纺织厂，是为境内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。民国12年（1923年），杨廷东等开办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（今戚墅堰电厂）。震华厂的开办为地区农业灌溉和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，碾米厂、面粉厂、油厂、铁工厂等相继兴办。民国25年（1936年），上海吴淞机厂迁址戚墅堰而建戚墅堰机厂，占地42公顷，厂房面积2.1万平方米，职工1500多人，为常州第一个大型近代化工厂。至抗日战争前，戚墅堰境内有大小工厂11家。抗战期间，工厂遭受严重破坏。通成纱厂、大生源油厂、大星面粉厂均遭焚烧，损失惨重。抗战胜利后，工厂曾一度有所恢复。后因解放战争发展迅猛，物价飞涨而衰弱。至解放前夕，大多工厂处境维艰。
戚墅堰民众崇文向学，民间素盛私塾以传道授业。清光绪年初，设有三近、岘阳、临津等书院。延至清末，近代教育兴起。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马书田等人在戚墅堰东街斗姥阁创办政成乡第二两等学堂，是为戚墅堰第一所小学。其后新学渐兴，法古两等学堂、政成学社、女子学校以及戚电厂、贺家塘、梅港初级小学校等相继创办，私塾被逐步取代（同期全区曾有私塾7所）。民国32年（1943年），地方名士李达安邀工商、教育及政界人士，在芳渚创办私立法古中学（今常州市第四中学），是为境内第一所中学。至解放前夕，戚墅堰区境内有幼教、小学及中学近百所。
1949年4月23日戚墅堰全境解放。由此开创了巩固政权、建设家园、振兴经济的新纪元。28日武进县人民政府在戚墅堰成立。5月，武进县戚墅堰区人民政府成立。
在当时反革命残余势力活动猖獗，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，市场和金融秩序混乱，经济萧条的严峻形势面前，戚墅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，担当起巩固政权、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任，在广阔的领域里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接管整顿旧金融机构，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戚墅堰办事处。打击投机商人倒卖黄金、银元，印制伪钞，囤积居奇，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的行为。用法律和经济手段，整顿市场，稳定物价，建立了正常秩序。开展“复工复产”，大力扶助私营工厂，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组织剿匪肃特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，开展镇压反革命、“三反”（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）、“五反”（反对行贿、反对偷税漏税、反对盗骗国家财产、反对偷工减料、反对盗窃经济情报）斗争，基本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分子，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农民众的生产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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